“不涉及医疗纠纷的，”项伟连忙给她吃颗定心丸，“不会给您和医院添麻烦的，您放心。”

女医生狐疑地看了两人一眼，然后去找病案了。

一份文秀琳的验血报告，一份文秀娟的验血报告，当这两份报告放在一起的时候，会揭示出什么大秘密呢？项伟和柳絮非常好奇，他们讨论过很久，有许多的猜测，没一个靠谱的。总不见得文秀琳也是被人害死的，杀她的人和杀文秀娟的是同一人，用的同一种毒，血液报告里可以反映出来？

十几年前的病案，找起来要花一番功夫，项伟和柳絮坐在病案室里干等，说实话柳絮挺担心门突然一开，一帮精神病院的护士把她摁在地上绑起来拖走。

门开了，女医生带着本厚厚的病历进来。

“哪天的验血报告？”

“1993年10月9号。”项伟重复。女医生翻开病历，看到第一页就呆住了。

“你说几号？”她又问。

“10月9号，1993年。”

“你说错了吧，这日期不可能啊。”她嚷嚷起来，“病人当年10月3日死亡的啊。”

她继续往后翻。

“4号送的火葬场，9号的时候尸体烧都烧了，哪里来的什么验血报告！”

项伟和柳絮也愣了。难道是短信上的时间写错了？

“那……要么我们看看她其他的血液报告？”

女医生把病历拿在手里随意翻看着，然后说：“你们还是自己看吧。”

她把病历翻到最后一页，然后合起来，递给项伟。手伸到一半，忽然“咦”了一声，又把病历收回去，再次翻到最后一页。

“这还真奇怪了。”她嘴里念叨着，又翻到第一页去对着看，“没错呀，人是3号死的，可怎么还真有一张9号的验血单呢？”

人死之后，当然是不可能再去抽血化验的，可这一定不会是简单地把时间打错了，短信里既然提示来查这个报告，其中必然有着玄机。撇开这个迷团，单看验血报告本身，也有值得注意的地方。该报告显示，文秀琳的血液中，有着高浓度的寄生虫卵！

项伟当年是知道医院对文秀琳疾病的诊断的，现在他和柳絮一起更是从头到尾把病历看了一遍。寄生虫的诊断，此前从来没有出现过，文秀琳在患病过程中验了许多次血，但除了她死后的这份神秘验血报告，其他验血都没有特意针对寄生虫卵来进行化验。

“要不是名字一样，我还真以为这张化验单是夹错了病案。”女医生说。

“有没有可能问一下当年的主治医生？这位医生现在还在医院吗？”柳絮问。

主治医生还在，女医生自己也很想搞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，麻利地一个内线拨过去。尽管时隔多年，但当时的事情非常特殊，所以一提文秀琳的名字，主治医生就想起来了。化验的确是文秀琳死后才做的，但血却并不是她死后才抽的。

文秀琳住院期间抽过很多次血，哪怕是死前一天，也抽过一次。而医院里化验过病人的血样之后，并不会立刻废弃，而是会保存一周左右的时间再处理掉。就在文秀琳死后七天，文红军跑到医院找到主治医生，要求把保存的血样再化验一次，而且指明要检查其中的寄生虫情况。虽然医生非常不理解为什么家属有这样的要求，但既然血样之所以会保存一段时间，就是为了应对这种情况，所以也就答应了。结果出来之后，医生也傻了眼。文秀琳的血液中竟然有大量的寄生虫卵，而之前没有一个人想过要检查这一项，要知道人体内如果有寄生虫卵，通常在肠道，是吃进去的，怎么会进到血液中？

检查结果出来之后，由于尸体已经火化。单凭这一项，也不能断定血液中的寄生虫和文秀琳的死有关，但医院很被动是在所难免的。主治医生还记得，文红军拿到检查报告的时候，脸色铁青，手直抖，一句话没说扭头就走了。这种沉默给主治医生的感觉像是爆发前的火山，当时他以为一场大闹在所难免，都已经把事情报告给院领导，制定了一系列的对策。可结果文红军居然没有再回来闹。

柳絮和项伟都想不通，作为一个父亲，文红军怎么能这么“心平气和”？而他又是怎么会突然想到要求验寄生虫卵的呢？而十几年之后，有人提醒他们来看这份验血报告，到底是什么目的？两个人都以为，在调查完短信里的第二条线索后，应该会有答案。

他们错了。

1997年11月12日，柳絮记得文秀娟的那次住院。当时她以为文秀娟是药试时出了问题才进的医院，而现在，柳絮当然明白，文秀娟是为了创造和案犯b的通信机会，才去住了医院。项伟在文华医院也同样托了人，丰海医院之后，两个人直接打车去了文华。根据从文华医院病案室调出的病历纪录，文秀娟在短短几天的住院期间，做了大量的血液检查，其中有各种金属中毒的检测，也有寄生虫卵检测，其实这点柳絮早就知道，郭慨查过的。根据主治医生回忆，这些检测都为文秀娟主动要求，其中寄生虫卵的检测是11月12日这天做的，也是所有验血中最先进行的一项。这是相当蹊跷的，因为文秀娟的症状更符合金属中毒，但她却偏偏先去做很罕见的血液寄生虫卵检查，等到结果出来表明没问题后，才再去做的几种金属中毒检测。这种异常的先后顺序，要说和文秀琳的血液检查无关，两个人都不相信；但要说有关，是什么样的关联呢？

短信上的线索全都调查过了，本以为会有突破性的进展，可是迷雾却更重了。

会不会还有后续的神秘短信来提供新线索呢？

6

文红军帮包惜娣翻了个身，然后给她按摩了会儿背部的肌肉，轻轻拍拍她的肩膀，拉上被子走出房去。

早在文秀琳还活着的时候，医生就觉得一个长期在家的植物人能活十几年，被这样细心地照顾，特别不容易。十多年过去，包惜娣依然活着，医生谈论起这个病例，都觉得不大不小算个奇迹了。

文红军想要的不是这样的奇迹，他想要的自始至终都没有变过。为此，他付出了多少，只有自己最清楚。

看看时间，文红军在客厅里坐定。他在杯子里先放好茶叶，茶几上摆了装着橘子的果盘。今天的客人应该快到了。

客人是文红军的希望，或者说，是希望的一部分。这么多年以来，包惜娣的状况并非一成不变，开着电视的时候，文红军读报纸杂志文章的时候，会看到妻子眼皮颤动，眼球转动。文红军认为，妻子对外界信息是有反应的。虽然医生从未观察到此类情况，但文红军坚持认为这绝不是他自己的臆想。妻子的脑电波水平也比一般的植物人高些，文红军觉得，只要自己不放弃，总有一天，包惜娣会被他唤醒。

所谓久病成良医，几十年下来文红军已经成了半个植物人唤醒专家，国内国外有什么新的治疗方式，哪些植物人被唤醒了，他都清清楚楚。这几年针对植物人脑神经刺激有了些新的药物和方式，他给一些国外的医学小组寄包惜娣的病例，得到的回复说有一定可能，但需要经过至少三个月以上的疗程才能确认有无效果。那意味着十几万美元的医疗费用。如果有效果，还得继续砸钱。

有希望总归是好的，钱的问题，也不是完全没可能解决。就在不久之前，有了解情况的好心人在网上帮他发起募捐。文红军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，再加上二女先后死去的悲惨命运，让大量的同情者慷慨解囊。

今天的来客就是一位捐助者。他本来捐了八百元，这相当不少了，却特意联系到他，说想二次捐助，前提是得上门拜访一次。文红军明白这是为啥，没关系，网上说的全都是真的，要求证就来呗。

门铃响了，文红军开门把来客引进来。看着文红军准备的拖鞋，客人说了声抱歉，稍微提起了一只裤管，露出里面的义肢来。

“文叔叔，其实您不知道，我和您女儿还是同学呢。”项伟落座后第一句就这么说，然后取出一张支票放到茶几上。

“一点点心意。”

文红军看了一眼金额，发现竟然是十万元，连忙推还给他，说这太多了。在他想来，怎么能收一个残疾人这么多钱。

“叔叔，这钱对我不多，真的。”项伟说的是实话。

文红军开了这么多年的出租车，眼力还是有的，听这语气，再看看衣着打扮，也就不再推辞。心里奇怪，既然是女儿同学，那还需要来求证吗，这第二笔捐款比前一笔多了一百多倍，到底是为了啥？只是这疑问却不便直接问出口。

“不知道您是秀琳的同学，还是秀娟的？”

“两个都是。”

文红军愣住了。

“叔叔，其实我们见过。一九九三年、秀琳过世前，我去医院看过她，还是您到学校来叫的我呢。然后，一九九七年，秀娟的追悼会上我也在。”

“是你啊。”文红军这下想起来了，当年他不知道文秀琳找项伟到底是什么事情，只以为眼前这个男人，是大女儿当年的小男朋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