殿试考的策论，名为对策，本身亦有规矩。每篇文章字数不能超过一千，大明的科举中，只有成化年的状元罗伦针砭时弊言之有物，抨击宦官批评皇帝，写了六千多字，一字不删一字不易，除此以外就再没一个人有此恩遇。

殿试对策也有自己格式，开头必有：“臣对臣闻”，结束部分则必须用：“臣俯拾刍荛，上尘天听，不胜战栗之至——臣谨对”作为结束。不写题目，不许点句钩股。

整场考试时间为一天，由于避免起火，所以例不给烛。举子可以自带饮食，朝廷则在中午时提供一包宫饼，另有几大罐茶水备饮，于考试环境而言，实际很是艰苦。不过到了殿试一环，所有参考者的心思都在考状元上，于饮食或是其他的物质享受，都已经不大在意。即便饿着肚子，也没什么关系。

明朝的殿试对策多用散体，要求也很松。由于殿试选拔的是官员，实际束缚要求，比之前面的考试就减少了许多。既可以写一些对朝廷施政的看法，也可以针砭时弊，对当下存在的问题予以指出，如果顺带能举出解决办法，自然最好不过。

只是这道殿试考题，在范进看来，更像是一道站队题，不是什么考试题。

天下之政出于一，这个题目看上去当然没什么问题，属于标准的政治正确。这是从明朝一开始就定下的国策，不管换谁当皇帝，这条是不能动的。但问题是现在这个题目出来，时机有点巧妙，天下之政出于一是没问题的，但是出于谁人之手，在当下其实是大有问题的。

朱元璋定立制度，自然是希望把政柄把握在自己的子孙手里，如果其政策始终不打折扣无丝毫变化地延续下去，整个帝国的权力都会握在皇帝手中，没人能从皇帝手里把权力拿走。内阁首辅自身并没有根基，其地位完全由皇帝控制，皇帝想要他在位子上，其就可以工作下去，如果皇帝想赶人，也只是轻轻一挥，就能让帝国宰执身首异处。

在另一个时空里，崇祯时代大明已经风雨飘摇，皇权大不如前朝，杀首辅照样像宰鸡一样容易。不管首辅看上去多威风，其实都不能和唐宋时的宰相相比，两下的统治根基不同，基础不同，自身的权威也就没有可比性。所以从制度上看，天下之权只能出在皇帝手里，落不到别处。

但问题是，朱元璋的制度和大明的很多律法以及制度一样，都属于只强调合理性而忽略掉人性。一个疆域庞大的国家在正常运转，必然出现无数繁杂琐碎或又有些棘手难办的事情。欲戴王冠，必承其重。皇帝想要权力，就得要承担起当权者的责任。

权力要的越多，自己要承担的工作也就越重，只做一个简单的思考，大明两京十三省这么大的疆土，每个省份每天只发生一起事件，皇帝就要处理十五起突发事件。这些事件必须要处理的妥当，保证政策切实可靠有执行可能，不至于在地方上引起变乱，又不破坏国家的既有形态，这个要求就不是一般人能达到的。何况一个国家一天又何止十五件事，而并不是每个皇帝，都是人杰。

朱家子孙并非都有祖上那般过人的精力，更不是所有皇帝都有着足够的睿智与政治手腕。更何况这份工作要求全年无休息日，每天所有时间都放在处理朝政国家大事上，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。像朱元璋每天工作超过十二个小时，这种堪比血汗工厂的工作时间安排自然也让他的子孙大叫其苦，不愿意像祖宗一样辛苦过活。

后世人说起明朝文官势大，总喜欢用阴谋论，却忽略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，文官势大本就是治理国家的必然需要。只要明朝想要维系一个大一统高集权的政权模式，就必须让文官势大。因为皇帝自己治理根本治理不过来，而且那种辛苦也是皇帝不愿意承担的。

当把一部分朝政交给下面大臣处理的时候，就必须把皇权被分薄下移，否则就没法干活。而皇帝要下面人干活，又要保证拿到权力的人不至于威胁到自己的皇位，能选择的群体无外藩王、太监、文官、武将。

首先，藩王肯定要剔除掉，毕竟明朝国度从江宁搬到京师，就是因为藩王转职……。从那以后，对这方面的防范异常严密。举个例子，比如某些穿越同道，想要建议皇帝对海外殖民，然后分封诸王，这在永乐靖难之后就是谁提谁死的建议。永乐自己就是藩王拥兵而反，你提议搞几个实权王爷，且在海外不受朝廷制约，到底什么立场？崇祯年间唐王带兵勤王救驾，转头就被崇祯塞进监狱里，也是一个旁证。

至于太监，这也办不到。

首先不认识字的太监没办法处理朝政，这是个最基本的常识。其次，认识字的太监其实也都是文官教出来的。内书房读书的太监，都由翰林教授文字，能被委派到内书房教书的翰林，大多会成为辅臣预备役，因为这样的内外相有师生之谊，处理起国家大事会比较方便。所以太监只是割了的文官，并不会比有某些零件的文官更值得信任。最后，太监也不是都值得信任，文官的中旨不奉就是被太监挤兑出来的。

中旨虽然名义上是皇帝颁发，但实际上完全可能出自司礼监某太监之手，皇帝从头到尾都不知情。比如明宪宗时，要尊嫡母钱皇后和生母周贵妃为皇太后，同时确定徽号。当时太监夏时为讨好周贵妃，传谕独尊周贵妃为皇太后。大学士李贤、彭时力争，才两位太后并尊。整个事件，皇帝从头到尾都不知情，以他名义下发的圣旨就已经到了百官手里。在明朝制度下，尊奉中旨很可能是尊奉太监的命令，长此以往，早晚会演变成唐末那种太监把持废立的局面。正规流程走完的圣旨，才最有可能体现皇帝本人意志。文臣只服从有内阁拟票的圣旨，其实这正是对皇帝忠诚的体现。

至于武夫，那压根就不能列为备选答案。武人掌权之后的皇帝处境，前朝经历的太多，明朝皇帝自然不会自己去找死。举个例子：明穿文宠儿正德，在历史上把二品武将都指挥毕春怀孕正妻宣到豹房侍寝，毕春只能乖乖服从命令，这便是武人本身不掌权，否则单这圣旨都可能酿成兵变。

几方面的力量计算下来，在维持现有模式不变，且保证国家稳定这个大目标下，可帮助皇帝治理天下的，就只剩了文官，于是随着仁宣之治以来，明朝的文官权柄渐渐加大，皇权逐渐下移，这也是客观条件下的无奈之举。

现在的万历还没成亲，从官场角度看，其根本还属于限制行为能力人。让他出来挑大梁独掌政柄就是拿国家命运开玩笑，如果没有内阁辅臣，把全国的奏章都堆到万历面前没人替他看，那这国家用不了多久就会瘫痪或是发生内乱。在天子大婚前不能亲政，是经历过若干次动荡之后，成熟的封建政权对于国家政权保障的一道约束器，保证国家不至于被某些不靠谱的帝王玩坏。

皇帝不能亲政，国家又必须运转，不能让地方上拿到自主权，这个时候的张居正实际就是代替皇帝出面治理这个国家。他所拥有的权力地位，也正是因为这一点，至少在当下这个时间段，张居正可以看做皇帝的代言人。

天下之政眼下是出在张居正之手而非万历之手，这是客观局面所导致的必然，非人力所能干预。由于其是首辅不是皇帝，不管再怎么霸道强势，下面的杂音总会是有的。朝中各方大佬不可能像儿子一样听话，张居正怎么说就怎么干。

接下来，随着他要推行新政，其手段可能越发酷烈，而引发的反弹可能也就越发大。自古以来奉行变革者，多半都没什么好下场，原因也跟这有关。一方面窃取了太多皇权，导致天子不喜，另一方面破坏既有利益格局，让自己众叛亲离举目无亲，下场又怎么会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