日本人很有心计，日本商人更加善于研究对手的心态，特别是对于中国的国情，他们研究的历史已经有上百年。朱代东记得在党校时看过的资料，在六六年的时候，广州举行的第二十届秋季广交会上，日本人就很精明的利用了这一点。不得不承认，他们很善于抓住一切对他们有利的时机。

当时正是文化运行方兴未艾的时候，但海外参展客商还是一如继往的前来中国采购他们所需要的商品，为了完成采购使命，同时从东道主拿到最优惠的价格，日本人竭尽全力、费尽心机。当时中国对于广交会上的海外参展客商，并不注重他们订购了多少商品，而是他们对于文革的态度，对伟大领袖的感情。

而在这方面表现到们的客商，在贸易洽谈中将得到价格方面最大尺度的优惠！这是中国的国情，当时是政治高于一切，一切以政治为中心，经济建设只是处于从属地位。而在这方面，日本人竟然是做得最到位，虽然当时中日还没有建交，但对于中国的政治局面，一个小小的商人都研究得很透彻。

还没到广州的时候，这些日本人就做足了准备。日本客商在广交会上一露面，不仅胸前佩戴像章、手拿“红宝书”，而且还跟中国人民一样玩真的——跟起了“忠字舞”。这些东西当然又不值钱，学跳舞还能锻炼身体，但取得的效益，却是惊人的。

看到日本客商的举动后，使得当时的中国贸易团成员们都很感动，而感动之后就是激动，一激动，双方的买卖就好谈了，自然是日本客商占了便宜，而且还占足了便宜。日本客商点尽先机，让其他外国客商大为佩服，就连朱代东在看到这方面的资料时，也是有关些钦佩。你说日本客商精明也罢、卑鄙无耻也好，做生意，只要能得到实惠，喊几句口号，戴几枚像章又有何妨？何况这些像章到现在，已经大大升值，这笔买卖，日本客商简直就是赢了又赢。

从六七年第二十一届春季广交会开始，日本就专门出版了一本关于这方面的小册子，提供给客商作为参加下一届广交会时的参考。总结经验、发扬光大，占便宜占得有理有气，虽然看到这些资料时，朱代东也很无奈，可那个时候，朱代东还没从娘胎出来，根本无能为力。

而改革开放之后，中国的国情再次发生改变，变得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，政治处于从属地位，日本商人的手段与与时俱进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中国目前最迫切的希望就是把经济搞上去，要不是这样，也不会改革开放。日本商人就抓住了这一个点，来大陆投资办厂可以，但政策要最优惠的，给的工人工资却是最末流的。

中国原本想通过引进外国的企业，不但可以得到先进的管理方法，也可以引进技术，但这两点，在日本企业上都很难得到。日资企业的管理人员，一般不会用大陆人，高层基本上是本国人，再不济也是外国人，像马来西西亚人、新加坡人、台湾人或是香港人，只有最下级的管理人员，像拉长、线长之类，才会从工人当是产生。哪怕是车间主任，用中国人的情况也不多见。

至于技术，日本企业对中国的技术倒很感兴趣，比如中国传统的造纸术、古伞制造工艺等，但中国要想得到日本方面的技术，基本上跟痴人说梦差不多。现在已经是一九九六年，进入九十年代中期，可是日本对于五十年代以后所有的技术，还是进行高度保密。甚至一些最先进的技术资料，哪怕是内地企业会用到，都从来带来大陆。他们先怕被中国学去，宁可多花点钱，让相关技术人员去日本，把资料看完再回来。

至于核心产品的生产，也从不会在大陆生产，宁可多花点钱，在日本本国生产后，再运到大陆。像马达厂的核心部件，就全部在日本生产，每个月把下个月的用量送来，以保证核心部件的生产工艺、技术资料不被其他人学去。

也正是基于知道这些情况，朱代东才不太喜欢日资企业来雨花县，跟他们打交道，总有一种被占了便宜的感觉，这一点令朱代东每每想起来的时候，心里总是不舒服。

但日本对中国的国情研究得很透，也很善于利用这一点，现在，既然中国的政治工作已经处于从属地位，他们的办事方法也早就作了相应调整。甚至在七八年，中国刚刚开始宣布改革开放政策之时，很多人就来中国投资办厂。到了现在，这套方法已经很成熟，而这套方法中，最关键的一点，就是如何与当地官员处理好关系。

商人的任何投资，都是为了得到回报，据日本方面得出的结论，对中国官员进行投资，收益将是非常大的。虽然马达厂只搬来雨花县几个月的时间，但跟当地官员的关系处得都相当不错，也正是因为如此，他们才能在雨花县开发区内扎根。

雨花县马达厂的老板中村行二，在这方面做的很到位，从日本带过来的一些电器，电子产品，分别当成见面礼送给相关领导。朱代东之前也接到过一台索尼电视机，但他没有接受，当时中村行二坚定的说，这是中日友谊的见证，代表的是两国人民的心意，绝对是不能退回去的。